救助站是专门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救助、救治、管理和教育的性质特殊的事业单位。临沂市救助站一共有１０名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面对的是乞丐、流浪人员、被拐卖者等社会底层人员。也就是这１０个人，２００６年共为３３５３个身处困境的各类人员提供了救助。
一年中，有离家１５年的精神病人在他们的努力下找到了亲人；有失散９年的夫妻，在他们的帮助下团圆了；有在哈尔滨患重病回不了家的八旬老人，被他们从包头接回送到了老家……也许，他们的工作很普通，但对于这几千个因为他们才得以团聚的家庭来说，这可能比任何东西都要珍贵。
常被流浪者打伤
５５岁的刘思利，是救助站的元老。记者问他干了多久了，他朴实地笑了：“没多久，３５年了。”
因为经验丰富，每次救助站上街劝导的时候，总少不了他。“上街”是救助站工作人员创造的一个专用名词——流浪乞讨人员中，有一部分是老弱病残和疯傻痴呆人员，他们直接到站上求助有一定困难，因此，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干脆主动上街去劝导这些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站接受救助。
每隔一段时间，救助站就派人上一次街。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７日，气温骤降，天上飘起了雪花。按照惯例，站长安排工作人员“上街”。在寻找的过程中，老刘想起了前几天上街劝导失败的一个流浪汉，“天这么冷，他露宿街头说不定会被冻死。”这个５０多岁的流浪汉是苍山人，精神有些问题，在银座前搭了个小棚，靠乞讨为生。救助站工作人员去劝了五六次，他都不愿意到救助站接受救助。这次，老刘他们又来到流浪汉的小棚前，蹲下对他说“天怪冷，别冻坏了，跟我们……”话还没说完，流浪汉顺手拉起一根甘蔗粗的木棍，一棍子打在老刘的左脑勺。老刘当场被打晕，送到医院后，左脑勺肿起了个鸡蛋般大的包，治疗近两个月才出院，现在还有后遗症，时不时头晕。
“很多流浪人员神志不清，抠你一把，抓你一手，捶你一下，太平常了，几乎每个同事都经历过，但我们不能不管他们。”老刘说。去年冬天，救助站又准备了１００床被子，１００套棉衣、５０双棉鞋，天气降温时上街发放给那些不愿意到救助站接受救助的流浪者。
给精神病人找家难
２００６年，共有１３１名特殊受助人员得到治疗和安置，其中２０％是流浪的危重病人，８０％是流浪的精神病人。负责为这部分特殊受助者找家的工作人员岳彩项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和精神病人的每一次谈话。
要从精神病人口中问出他们的来历可不容易，有时候往医院跑十几次也问不出个头绪。岳彩项一趟又一趟地往精神病医院跑，病房的病人都认得他，一见到他就围上去聊天。但精神病人的情绪不稳定，经常是前一分钟还聊得很愉悦，后一分钟就朝着岳彩项吐口水。最可怕的是一个女病人，一见他就死抱着他不放，让他觉得特别尴尬。岳彩项用他的耐心、细心和恒心，为百余个病人找到了家。大连人李佩杰因感情问题导致精神分裂症流落到临沂，被救助站救助后始终说不出家在哪里，经过数十次跑医院询问，终于问出了她家的地址。来救助站接女儿时，她的父母双双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护送受助者回家像保姆
采访中，记者问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什么任务最苦，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护送受助人员回家最苦。因为接受护送的都是老弱病残的受助者，长长的旅途中，工作人员成了照顾他们衣食住行的保姆。尤其是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吃饭得一口一口地喂，上完厕所还得给他们提裤子。遇到精神不正常的病人，连觉也不敢睡，什么时候把人送到，什么时候才能睡个安稳觉。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７日，救助站工作人员在去贵州护送杜山和邓萍两位精神病人时，在火车上杜山精神病发作，列车长担心他伤害别的乘客，拿出了绷带和绳子要把他捆起来，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立即制止了列车长，并给杜山及时服用了镇静药，２４小时轮流看护他，使二人安全地回到了贵州老家。
救助站的经费比较紧张，大部分时间出发都是坐硬座，火车上的伙食费也是自己解决。每次出发，工作人员就在家里炒一袋子咸菜，在途中就着煎饼填肚子。
２００６年，临沂市救助站共接收外站转来的受助人员５９９人，去外站接回临沂籍的受助人员１５７人，护送外地受助人员３７４人。不管安排哪一个工作人员出发，再苦再累也没有一个人找借口推脱过。
一年当四次流浪汉“亲属”
２００６年７月９日，市民反映枣沟头永安路上有一名５０多岁的流浪汉生命垂危。救助站工作人员刘军马上和同事一起赶了过去。这个流浪汉双腿受伤不能动弹，身上沾满了大小便，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肚子像一个脸盆似的整个凹了进去，耳朵也化了脓。刘军和同事用床单把他裹起来，送到了医院。四五天后，这位流浪汉经抢救无效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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