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社会学家、博士生导师刘祖云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社会学专家、心理学专家、博士生导师张敏强教授认为，信仰缺失是导致当前市场经济社会风气恶化、人们幸福感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

　　在计划经济时代，尽管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价值观统一，信仰坚定，人们的言和行能达到一致，并且农村有人民公社，城市有单位，能监督和传播民间公认的道德，人们互助互爱能够得到社会认同，从而获得幸福感；而如今市场经济里，公社散了，单位不管了，人们崇尚“趋利避害”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这符合市场经济法则，但淡化了人际关系，破坏了道德体系、社会良知，人们的价值观变得多元化，信仰多样化甚至没有信仰，言行不受道德约束。

　　比如，有些人既不是党员，也没有其他任何信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不违法就行，行为不受道德约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他们简单地以赚钱为幸福目标，而由于自身条件有限，很快发现自己的目标这辈子都无法实现，便陷入所谓的绝望，因为价值观缺失，已经没有了道德上的谴责和督促，他们无所顾忌。因此，当前需要一个载体，让道德观念这些民间约定俗成的东西得到重视和传播，让人们有自己的信仰，在道德上不会无所顾忌。比如西方有教堂，人们每周去做礼拜，做忏悔，并非迷信，而是一种心理上的排解等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道德传承载体如公社、单位等已经缺乏，在此情况下，通过社会调控机制来传承道德很重要。专家建议，可以把春节、中秋这些节日利用起来，倡导传统道德和社会公德；也可以利用社区，把社区作为传播载体，但由于社区层面低，很多资源控制不了，有待加大发展。

　　委员提议：编制中国式幸福感量表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到底应如何对待人们的幸福感？这个问题也同样引起政协委员和专家的反思。今年广东省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陆大祥在书面发言中提出，无论经济如何发展、社会如何和谐，其标志也在于人民是否幸福以及幸福程度如何，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不能脱离人们的幸福感和幸福指数而空谈。三者应该有机结合。

　　陆大祥委员建议，应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出发，编制一套适合当今中国居民的幸福感量表，作为GDP的对应指标以及作为和谐社会的指标，从而构建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

　　两位专家认为，幸福指数与经济发展相对应并作为和谐社会的指标，这代表了现代人们对幸福感的日益注重，可以理解。但由于幸福感是个相对、主观的东西，要作为一项社会指标，关键要看这个幸福指标怎么制定。可能在操作上难以把握，导致主观成分较多。

　　名词解释：幸福指数

　　在国际社会，测量国民幸福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